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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章]兩代夾殺 ~ 掙扎中的下流青壯族

再扣掉每年繳交的八萬元保險費、稅金、給保姆一個月年終獎金,阿倫夫婦每天晚餐幾乎都在小麵攤草草打發,趁假日回父母家才能吃一頓像樣飯菜。最讓他們難過的是,身為長子長媳,至今沒有能力奉養父母,偶爾還要靠家裡「接濟」,眼看著兒子就要上安親班、幼稚園,花費將越來越大,自己的收入卻看不到同步成長的空間。 兒子、房子、車子,傳統觀念的「五子登科」,對於他們而言,卻是可怕的負擔與夢魘,他們搞不懂,為什麼小夫妻胼手胝足,省吃儉用,但手頭越來越緊;自己的父母 雖出身勞工,卻養得起四個孩子,他們身為大學畢業的白領階級,光養一個孩子、一戶縣郊二流地段的五百萬元小公寓,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。 他們不煙不酒、不買名牌、不逛百貨公司,別提「出國旅遊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,光是年底多兩張紅白帖,就讓他們捉襟見肘,寅支卯糧,幾無生活品質可言。 阿倫夫婦不是特例,他們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堅,身邊隨處可見的青壯小家庭,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努力,他們的夢想也不大,但當「養小孩、買房子都變成一種懲罰」 ,他們被迫下修「生兩個子女」的目標,甚至考慮賣掉房子,搬回老家與父母同住。 這是當代「核心家庭」(由夫妻+子女構成的兩代家庭)的一大困境,「月入十萬元」 變成一個重要門檻,跨過此一門檻,夫妻能擁有較充裕的能力生養下一代、構築自有 的家庭,甚至生第二胎、第三胎;夫婦合計收入若低於門檻,往往必須在「生小孩」與「買房子」之間作一取捨,否則就會像阿倫夫婦一樣,困陷於「瀕近貧窮」的邊緣線上,痛苦掙扎。 從社會變遷的大角度觀察,台灣在工業化、現代化的過程中,傳統三代式家庭日漸式微,年輕夫婦大多不願與父母同住,「核心家庭」成為社會構成的主流,失去了傳統大家族的支撐,上班族年收入與二十年前相比,成長極微,但支出卻大幅增加。 舉例而言,以往年輕子女成家,往往與父母親戚同住,住屋及托嬰問題由家族吸收,年輕夫妻的負擔相形減輕;家庭輕量化、個人化之後,因為住居的需求,無論是房貸或房租,成為小家庭的一大支出;生產下一代後,又因為移動的需求,車貸、停車費、油錢、牌照稅及燃料稅…也是核心家庭的必要支出,再加上托嬰費用,往往已吃掉年輕夫妻的大半所得。 再則,以往養育子女的食衣住行,大多由家族共同分攤,小孩大多與堂兄弟輪流傳承衣物、書籍、文具玩具;家庭個人化讓細胞分裂,父母必須幫子女添購整套生活及教育用品,再加上科技進展及都市化,個人電腦、手機、兒童房、安親班、寬頻上網、第四台、家庭房車…這些二十年前不曾存在的觀念,卻是當代小家庭的「基本配備」 相對於傳統「柴米油鹽」的必需品定義,前述消費現象鞏固了都會家庭的核心概念,卻也讓中產階級入不敷出;與二十年前相比,受薪階級的收入並未明顯增加,支出卻大幅擴張,於是大家都變窮、變拮据了。 其實,這還不是最糟的狀況,如果阿倫夫婦更敏感一些,把眼光放遠,他們會發現,自己處於一種「被上下兩代夾殺」的艱難處境。一方面,隨著「個人化」的概念不斷深化,「共用」或「公用」的社會行為一去不返,教養小孩的支出只會增加、不會減少,但因學歷的貶值、人力資源的稀釋,延畢、繭居、飛特族等趨勢興起,照料下一代的時間拉長,負擔加重,而且看不到回報的一天。 另一方面,提前退休潮來臨,銀髮族的醫療、撫養成為社會整體負擔,台灣人口結構呈漏斗型趨勢,越來越少的青壯族,必須同時面對下一代的「教養」及上一代的「安養」,並負擔國家整體的財政支出、健保支出,形成「被夾殺的三明治世代」。 這是全球,包括台灣社會面臨的集體困境,我們都身處傳統農業社會不復歸返的世代,親族支撐崩解,手足奧援割裂,「夫妻」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,中產階級的收入趕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、趕不上油電糖價飆漲的速度、趕不上都市化新興行業諸如托嬰、看護、大樓保全擠壓開銷的速度、趕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、趕不上政府財政惡化的速度。 這是我們的集體困境,我們生活在一個拜物的年代,充滿歐陸品牌Logo及現金卡廣告的年代,我們薪資單上的數字,永遠必須與我們的物慾競爭,永遠與每個月的帳單競爭,但通常是落敗的一方,雖然有時候,能夠勉強打成五五波。 但我們只能祈望,情況不會變得更糟,像我們這樣「被上下兩代夾殺」的下流壯年,慾望越來越萎縮,未來越來越渺小。 【中時電子報黃哲斌╱台北報導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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